普京自述

俄罗斯《商业家日报》3月10日刊登了名为《第一手材料：与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谈话》一书的章节，首次披露了普京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该书内容是普京对《商业家日报》两名记者进行的6次、共计24个小时的谈话，涉及范围相当广。现摘译其中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较之母亲，我对父亲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我的爷爷生于彼得堡，是个厨师。他很会做菜，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请到莫斯科郊外列宁居住的高尔克作厨师。列宁去世后，我的爷爷被带到斯大林的一个别墅作厨师，他在那里工作了很久。

我父亲出生于191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彼得堡居民面临饥饿的威胁，因此爷爷带全家转移到奶奶的家乡特维尔州波米诺沃村。我父母在那里相识了，结婚时各自才17岁。

1932年我父母亲到了彼得堡，住在郊区的夏宫附近。妈妈到一家工厂工作。父亲参军，在潜艇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父亲自愿去前线，并在一次战斗中负过重伤。战后他到“叶戈罗夫”车厢厂工作，工厂在市中心分给他一间房子，在第5层，没有电梯，而且是和另一家合住一套住房。楼里有许多老鼠，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用棍子赶它们。

合用的厨房里经常发生冲突，我总想为父母鸣不平。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参与了冲突，没想到父母亲对我非常恼火，冲着我喊：“没你的事，你来干啥！”我很纳闷：我保护他们，他们却责怪我。后来我才明白，父母希望我与邻居和睦相处，不要因为厨房小事而影响关系。

我是10月出生的，所以上小学时已快8岁。10岁和11岁时，我爱上了体育课，先是练习拳击，结果鼻子被打坏。鼻子治好后，我再也没有兴趣练拳击了。于是改练摔跤和柔道。我有一个好教练，他叫阿·拉赫林。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体育，至今仍在训练少年习武。

也许是教练对我的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我不从事体育，不知道后来会怎样。因为柔道不仅仅是体育，它是哲学，要尊重长辈，尊重对手，但那里没有弱者。

我在中学时想上民航飞行学校，并订了民航杂志。但在9年级中期我改变了想法，开始对克格勃感兴趣。我喜欢读《盾与剑》，看有关克格勃的电影。一天，我在观察了克格勃大楼之后，走进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的接待室。一位工作人员认真听了我的要求后说：“你所说的令人高兴，但实话对你说，第一，我们不接受主动上门来求职的人；第二，我们只接受服过兵役或者大学毕业的人。”我问，接受什么大学毕业的人。他说，什么大学都可以，最好是法律系毕业。于是，我上了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

大概在我上大学4年级时，列宁格勒克格勃干部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突然要见我。我们商量好在我们系的门厅里见面，我等了20分钟，也不见他的影子。我想：“大概是他和我开个玩笑，或者是在骗我。”我正要离开，他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说：“对不起，我有事迟到了。咱们开门见山，如果要你到克格勃工作，你的态度如何？”

我回答说，很感兴趣。但是，过了一年，到1975年克格勃列宁格勒局干部处才把我叫去谈话，并要我填写表格。我先是在克格勃列宁格勒局秘书处工作，然后到反间谍处工作。

1998年7月我担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后，在调阅我的档案时发现，里面有心理学家对我的一个评价：缺乏恐惧感。虽然我自己不这么认为，但他们是经过长期观察，包括秘密观察后作出的结论。

我在克格勃干了16年，其中1985－1990年在民主德国的德累斯顿工作5年，直到柏林墙倒塌。1990年我到列宁格勒大学担任校长的对外联络助理。有一次我在列宁格勒与昔日的一位大学朋友谈起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这位朋友告诉我，索布恰克缺少亲信，问我是否愿意帮助索布恰克。我确实对索布恰克所做的事情很有好感，何况他是我们列宁格勒大学的教师。我就这样当了索布恰克的国际联络顾问。

1996年5月索布恰克在圣彼得堡市长选举中落选。3个月后由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总务局长波罗金推荐，我来到莫斯科担任总统办公厅总务局副局长。

1998年7月24日，我正坐在办公室，电话铃响了：“你能去机场迎接基里延科吗？”那时基里延科担任政府总理，刚从叶利钦休假的卡累利阿回返。我回答说可以，但是心里嘀咕，突然要我去迎接基里延科，会不会有什么事。基里延科一下飞机，就冲着我说：“沃洛佳，祝贺你！”我问：“祝贺什么？”“叶利钦签署命令，任命你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

1999年8月8日，叶利钦要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他想让我担任总理，但尚需与斯捷帕申谈一谈。次日，叶利钦任命我为第一副总理。斯捷帕申辞职后，我担任代总理。8月16日，国家杜马批准我为总理。

关于对车臣采取反恐怖行动的决定，我是在恐怖分子在布伊纳斯克、莫斯科和伏尔加顿斯克爆炸居民楼以后作出的。叶利钦完全信任我，我们每次会见都讨论车臣局势。当然主要责任在我身上，我对自己说，我有2至4个月时间把匪徒们消灭掉，然后即使将我撤职也无所谓。现在必须把躲在山洞里的所有匪徒全部消灭干净，难道让我们再次离开车臣，等待他们来攻击我们？总统选举后可能在车臣实行几年总统直接管理，恢复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把年轻人从暴力环境中解救出来，执行教育计划……

我是在叶利钦宣布辞职前两三周知道这一情况的。叶利钦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并说，他决定辞职，让我担任代总统。他看着我，等待我答复。我坐着，沉默不语。他便开始更详细地说，他准备1999年内就辞职。他说完后，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实话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行，是否愿意，因为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使命。”叶利钦说：“当年我来这里的时候，所抱的也是其他的目的。生活就是这样。我没有追求这个，但由于各种原因而不得不竞选总统。我想，你的命运也是这样。我们的国家是如此巨大。你会成功的。”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令人不好受的谈话。我没有很看重任命我为接班人，当叶利钦通知我他的决定时，我确实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必须作出回答。我试图转移话题，以为这样他就会忘记此事。然而叶利钦直视着我的眼睛，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